一般人活在世上,对于未来会有种种期望和计划,并且为之忙碌。可是,倘若一个人意识到死亡近在咫尺,他就会明白,期待中的未来也许并不存在,惟一可把握的是当下。王川就是这样,他说他活得像只剩下几分钟,每一天破晓睁开眼睛起来,喝上一口热水,深深地吸一口气,这时他会想,不知明天还能不能再睁开眼睛起来,于是就感到自己非常幸运了。因此,他不会给自己安排许多事,好像把所有这些事做完了就可以看得更清楚。他知道,结果正相反,这只会让头脑里装满垃圾,欺骗自己前面还有无限的时光和明确的目标,过多的期望逐渐变成过多的恐惧,掉进了致命的陷阱。他已经习惯于放下一切,首先是放下对未来的执着。于是,他做事的心态是:“见了便做,做了便放下,了了有何不了。”这种心态看似消极,其实包含着大智慧。事实上,每一个人都可能突然遭遇没有明天的一天,可是世人往往为不可靠的明天复明天付出全部心力,却把一个个今天都当作手段牺牲掉了。
把心放在当下,如何做,做什么?王川的回答是:“利用生命每一刻来转化内在。”人们为未来奔忙,多半有具体的名和利作为目标。精神的追求自然也可以设立某种目标,但是,精神性的目标只是一个方向,它的实现方式不是在未来某一天变成可见的现实,而是作为方向体现在每一个当下的行为中。也就是说,它永远不会完全实现,又时刻可以正在实现。因此,把心从未来收回到当下,也就意味着把心从外在的名利世界收回到内在的精神世界。王川的淡泊名利,在美术界有口皆碑,而死亡这位导师的教导使他更加看清了名利的无价值,更加坚定了生命的精神性目标。他曾是一个基督徒,后来又潜心佛教和禅定。不过,在我看来,这些都只是形式,他始终在做着同一件事,就是他常说的“转化内在”,从而让生命充满内在意义。他深切感到,对生命的正确思考和深度体验是实实在在的、最高级的、不可估量的东西,拥有了这个东西,就“身在黄金岛,何须寻凡石”,不必在乎世俗生活中的得失了。
对于作为艺术家的王川来说,绘画也是“转化内在”的一种形式。从他一些个展的主题,例如“生命的指标”、“精神生活的手稿”、“涂画的觉醒”,我们亦可看出这一点来。他画抽象水墨画,只是出于内心的需要,与体用之辩的伪命题毫无干系,最反感那种“自我东方化”的民族主义情绪。他批评中国画家头脑里装了太多与艺术无关的事情,使得艺术本身变得很弱。面对空前热闹的大陆艺术界,他宁愿“彻底将自己变成局外人,变成什么都不是的人”,背着行囊四处漂泊,在漂泊中脱光身上虚假的文化盔甲。当他孑身一人漫游在喜马拉雅山麓生机勃勃的丛林之中时,他如此告慰自己:“我最满意的不是我画出一点抽象艺术之美的作品,而是我获得的一种生活的真。”
从这部书稿中我第一次知道,就在2003年他常给我打电话的那段时间后不久,他卜居的小渔村遭受12级飓风袭击,而他在那里辛苦画出的150多幅水墨画被雨水浸泡成了纸浆。遭此劫难,他在日记中平静地写道:“消融于生命自身之中的生命,乃是无限丰盈的自足。当下,水墨画被水弄湿的讲法已经无聊之极,只好随它去。”
仍让我用王川自己的话来结束这篇序言吧:“开始的时候,什么都不会来,中间的时候,什么都留不住;最后的时候,全部都在。”那最后的时候全部都在的是什么?他如是说:“精神与世界不曾分离,天空与大地,生命是一个整体。”
在确诊患了中晚期胃癌的那些天,王川向自己预言:“此时,我的人生又是一次开始。”信哉。